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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(jiézhì)目前 文章作(zuò)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 6月8日,一篇文章引发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关注,在公众中也(yě)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(yīchù)新发现的(de)秦朝石刻,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 这篇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(yánjiūyuán)仝涛。文章公布(gōngbù)的石刻,位于青海省(qīnghǎishěng)玛多县海拔4300米(mǐ)的扎陵湖北岸,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 相比(xiāngbǐ)于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,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两千多年后被发现,此事本身便极具(jíjù)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(suǒshuō),这一黄河源(yuán)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,消息(xiāoxī)一经(yījīng)披露,质疑随之涌来,部分学者和公众对石刻的真实性(zhēnshíxìng)表示怀疑,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学者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表示,近两年,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次专家研讨会,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,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(xíngchéng)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目前,文章作者尚未(shàngwèi)公开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:光明文化记忆(jìyì) 据(jù)发表的文章和图片,此处摩崖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(yīchù)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,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,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,下方(xiàfāng)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37字,分12行,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(□内为(wèi)推测文字,□为无法识读的(de)字): 刻文大意为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(huángdì)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(qiánwǎng)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(黄河(huánghé)源头的扎陵湖畔),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 这篇(zhèpiān)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,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(kūnlún)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(wèntí)(指地理位置)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,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 文章表示,昆仑(kūnlún)(kūnlún)在中国(zhōngguó)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,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(xuéjiè)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,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,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,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(yánjiūhuì)会长、中国古文字(gǔwénzì)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《中国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说,除了有几个残泐(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)的(de)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外,作者释字是(shì)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(móyá)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文字,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,所以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,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,时间跨度较大,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提供(tígōng)直接帮助。 该消息(xiāoxī)一经披露,引发考古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,部分学者提出质疑(zhìyí),认为有造假嫌疑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表示质疑,发布(fābù)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(gōngzhòng)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,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,清楚全面地表述自己(zìjǐ)的看法。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(wénxuéyuàn)教授刘宗迪质疑称(chēng),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位置,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,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西汉反而不(bù)知道了?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:秦(qín)朝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(fùjìn),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之外,秦使为何能够前往?秦汉考古学者(zhě)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,秦朝国境北部(běibù)以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,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(guójìngxiàn)。近些年,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遗址,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 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,这块石刻的(de)存在两年前(qián)已经(yǐjīng)为学界所知,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,仝涛邀请过他,但他年岁已高,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(tāmen)多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,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,不是作者自己拍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(shuō)。 实际上,摩崖石刻的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(dìlǐ)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。2023年,侯光良出版《昆仑上下: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(shū),书中(zhōng)公布(gōngbù)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(yěwài)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,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,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”等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近日在(zài)朋友圈对仝涛的文章作了回应,他称由于“皇字石刻”关系(guānxì)重大,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(wèi)(rènwéi)该石刻为古代文物,不存在伪造,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,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(wánchéng)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(nián)代为元代或清代,很可能是1280年,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在于,他将“己卯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,而仝涛和多位(duōwèi)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(huíyìng)《南方周末》时,侯光良承认,当时做出“元代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,还缺乏认识,后期(hòuqī)还需要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表示,自己正在三江源(yuán)野外考察,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,不便多回应。 “昆仑(kūnlún)石刻”线描图。来源:光明文化记忆 “真实的(de)文物中也会有错” 值得关注的(de)是石刻中“昆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,这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信号(xìnhào)。 复旦大学(fùdàndàxué)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zhōngxīn)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,“昆陯”是里耶秦简中的(de)写法(xiěfǎ),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(qiě)只此一例,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刻石,“(如果(rúguǒ)是造假)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(tánjí)对这方石刻的判断,刘钊认为,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zì)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,如“皇(huáng)”字上部(shàngbù)从“白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下,“翳”字所(suǒ)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,“以”字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,“到(dào)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,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,都具备秦至汉初(qínzhìhànchū)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(de)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学分析:“‘大夫’二字为(wèi)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;昆仑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,写作‘陯’,这些特征(tèzhēng)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认为,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(xiěchéng)弯曲的向上(shàng)拱起状,在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(dōu)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(zīliào)中凑齐(còuqí)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,且能保证结体不误,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(bùyì)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一个存疑的焦点在于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?质疑者认为(rènwéi),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(pòzhàn)。 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廿六(liù)年为公元前221年,即(jí)秦统一六国(guó)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指出,根据其对《颛顼历》的研究,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不存在己卯日,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,无论如何无法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的看法是:“铭刻真,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(wèi),部分释文(shìwén)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,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”的几个字,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,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(qī)年”,或者为“卅六(或七)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,三月正有(zhèngyǒu)己卯。卅六年,始皇因(yīn)荧惑守心(shǒuxīn)等事(shì),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,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,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平安认为,历法(lìfǎ)问题本身很复杂(fùzá),即使历法不合,也不能(bùnéng)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,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不少,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,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 黄河源(yuán)石刻。来源:光明文化记忆 据(jù)历史记载,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,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,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(yá)台,河北碣石,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(kèshí)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,均属(shǔ)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几乎都(dōu)已毁坏湮灭,仅存传世摹本和翻(fān)刻本。现存于世的,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,均残断严重,文字漫漶。 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,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(qíndài)刻石(kèshí),且最为完整的一处。 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:从文物本体角度,该石刻是否为秦朝文物,且与秦始皇有(yǒu)关历史有密切关联?从文本(wénběn)角度,石刻内容(nèiróng)是否有望确证古文献中的“昆仑山”所在? 从石刻(shíkè)文物本体角度来看,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角度。他(tā)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,综合(zōnghé)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(jīngyàn)认为,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,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(lǎo)”特征,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 “仔细观察可见,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,并长覆了(le)一层(yīcéng)高原地衣。此外(cǐwài),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,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,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说。 他表示,关于刻字(kèzì)风化程度,许多人常以想象来(lái)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,然而,若参考(cānkǎo)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(shíkè)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,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,侯光良教授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,我基本倾向于认为(rènwéi)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从文本角度,对于“昆仑山”的(de)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在文中(wénzhōng)指出,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,从(cóng)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,正是(zhèngshì)今天“星宿海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,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源(héyuán)头所在。故而,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,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 对于这个结论,复旦大学特聘(tèpìn)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,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(kūnlúnshān)位置,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性质应与今日(jīnrì)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,并未(wèi)表明(biǎomíng)终点,也未表明是昆仑山,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 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,秦朝时(shí)认定昆仑山在(zài)黄河源区域,有(yǒu)一定的道理,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,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,仝涛的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,阐述它的价值,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(yìzhí)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(rúhé)、风化(fēnghuà)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(dào)这里的古道情形(qíngxíng)如何等等,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(liǎojiě)。 “这么(zhème)重要的(de)发现,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的。”他说,“为了给(gěi)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,组织多学科专业团队,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澎湃新闻报道(xīnwénbàodào),一位接近黄河源发现团队的(de)人士介绍,这处石刻(shíkè)(shíkè)的发现和(hé)论证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的过程。对(duì)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,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,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,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,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(zhuānjiāxuézhě),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 “我个人(gèrén)觉得,造这样一个假对(jiǎduì)学者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我觉得仝涛(tóngtāo)应该心里有数,因为开了几次会,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 关于该石刻的论证过程,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(jiěshì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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