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中国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(bāokuò)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(gòng)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(mòjiǎoshān)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(chūtǔ)的文物,如今主要(zhǔyào)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(yúpíngfāngmǐ),展出(zhǎnchū)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(yùhún)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(jìnchéng)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精致(jīngzhì)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(wénmíng)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(fāxiàn)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(gǔwù)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(yīnxū)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施昕(shīxīn)更一边在(zài)浙南参加抗战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(zì)、一百余张(zhāng)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(fāliàng)
虽然施昕(shīxīn)更于(yú)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lóngshānwénhuà)的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(fúchū)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(shān)墓葬(mùzàng)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纹玉镯(yùzhuó)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墓葬。反山和(hé)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(fājué)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(gǔchéng)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(tèsè)的(de)(de)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:玉,不(bù)再是笼统(lǒngtǒng)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(fēnyě)之前,玉器(yùqì)的价值(jiàzhí)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(xiānmín)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(shì)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(zuìzǎo)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(yīlèi)被称为(chēngwéi)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(yízhǐ)出土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(biǎomiàn)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(tōngcháng)只有一节至多两节(liǎngjié)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(mù)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(wèizhì)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(liángzhǔ)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”内圆外方,中部(zhōngbù)贯穿,高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(bìngwèi)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(sòngwǎng)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(yǔguān)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(zhuàng)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(yīnwén)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(qiáoxíng)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wén)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(zhègè)(zhègè)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(yù)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(zhèxiē)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(háiyǒu)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(fāzhǎn)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(yǐjīng)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(zhě)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(jiànyú)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(dīyú)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(de)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(yìyì)上的文字,也是(shì)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(hóngsè)
无论玉器还是(háishì)文字符号(fúhào),都显示良渚文化(wénhuà)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(dàotuì)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(nóngyè)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(wénhuà)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(shǐqián)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(xīnxuè)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(wén) 启凌 编辑 苏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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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,包括(bāokuò)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共(gòng)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(mòjiǎoshān)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(chūtǔ)的文物,如今主要(zhǔyào)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(yúpíngfāngmǐ),展出(zhǎnchū)良渚文化时期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(yùhún)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(jìnchéng)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精致(jīngzhì)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(wénmíng)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(de)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(fāxiàn)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(gǔwù)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(yīnxū)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施昕(shīxīn)更一边在(zài)浙南参加抗战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(zì)、一百余张(zhāng)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(fāliàng)
虽然施昕(shīxīn)更于(yú)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lóngshānwénhuà)的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(fúchū)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(shān)墓葬(mùzàng)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纹玉镯(yùzhuó)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墓葬。反山和(hé)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(fājué)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(gǔchéng)遗址(yízhǐ)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(wénhuàyíchǎn)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(xīnshíqì)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”为特色(tèsè)的(de)(de)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:玉,不(bù)再是笼统(lǒngtǒng)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良渚(liángzhǔ)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(fēnyě)之前,玉器(yùqì)的价值(jiàzhí)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(xiānmín)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(shì)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(zuìzǎo)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(yīlèi)被称为(chēngwéi)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(yízhǐ)出土
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(biǎomiàn)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(tōngcháng)只有一节至多两节(liǎngjié)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(límǐ)、射径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(yízhǐ)12号墓(mù)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(wèizhì)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(liángzhǔ)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”内圆外方,中部(zhōngbù)贯穿,高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(zài)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(bìngwèi)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送往(sòngwǎng)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(yǔguān)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(zhuàng)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(yīnwén)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(qiáoxíng)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wén)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
这个(zhègè)(zhègè)图案,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(yù)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(zhèxiē)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(háiyǒu)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地区,发展(fāzhǎn)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(yǐjīng)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(zhě)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(jiànyú)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要低于(dīyú)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(de)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(yìyì)上的文字,也是(shì)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(hóngsè)
无论玉器还是(háishì)文字符号(fúhào),都显示良渚文化(wénhuà)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(dàotuì)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(shuō)、农业(nóngyè)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(wénhuà)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(shǐqián)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(xīnxuè)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(wén) 启凌 编辑 苏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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